明清保歇制度初探——以县域"保歇"为中心

保歇制度曾盛行于明中期至清初,就县域"保歇"而言,是县衙与乡民之间的中间机构,是政府为了追征赋役和词讼审理的方便而设置的一种制度,在政府方面言其为保户,在乡民方面则言其为歇家,故合称为"保歇".保歇延伸出来的异名非常多,有"歇保"、"保家"、"保户"、"保识"、"里歇"、"安保"、"主户"等等,纷繁复杂.保歇的设置多以里为单位,政府赋予保歇的核心职责主要是追征赋役、拘禁里长或纳户、勾摄、拘提、引领所保里长到衙门赴比等;就乡民而言,歇家几乎成为了他们进城的桥梁,不管是应役、交纳赋税,还是进城贸易、打官司皆需经过歇家这个环节,使歇家成为了实际控制乡村的势力群体.     

明清笑话结集的悲情特征

明清笑话结集者带着牢骚郁结的心态,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动机,使笑话承担着"度世"的教化职责。这种弃正言而用小语的诉求方式满含无奈和悲情。由于化人难成,忿难蠲除,明清文人结集笑话的最终目标指向自娱,在遣兴娱情的观念下,笑话集的艺术性增强。     

晚清教会学校“英语争论”的历史分析

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争论”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会传教首先面临语言的选择问题,即选用英语还是汉语；二是教会内部对教会学校教学目的理解和实现手段存在分歧.英语派最终取得胜利则是当时西方“语言优越”论的胜利,同时也是对晚清社会“英语需求”的一种“被迫”回应.     

明清民间的法律启蒙教育——以《幼学琼林·讼狱篇》为例

对礼法观念的承载和传播是传统社会法律启蒙教育所具有的特质与功能。《幼学琼林》是明清以降蒙学的重要教材,其《讼狱篇》炼词精整、广搜众采,皆传统法律文化之名物掌故,颇为博瞻。其对＂无讼＂、＂贬讼＂的宣扬,对德教与刑罚并施的主张等,虽可说是编者对礼法观念的体认,实为对明清之际明刑弼教的迎合,也是当时法律知识宣讲渠道之一。作为道德教化下的情理关怀与教育,《讼狱篇》注重教育方法的采用,以典释礼律,事理并举,正反教育,堪比跨越识字阶段到阅读典籍阶段鸿沟的桥梁,是儿童从认字学故走向读经识礼的过渡。     

后羿、寒浞神话传说的历史钩沉

由于羿的名字有夷羿、仁羿、穷羿、后羿之别,其活动时间从五帝时代晚期直到夏代中期,长达数百年,而其行事更是善恶不分,忠奸并容。因为这样的原因,学术史上往往将羿分为几个形象来理解,并认同某些古文献所持态度,把羿当作反面人物来对待。实际上这些都是误解。认识后羿及寒浞的神话传说,至少应该把握三点事实:(一)无论是神性的羿还是人性的羿,无论是族名羿、地名羿、图腾羿,还是酋长羿,实际都是同一个羿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而已;(二)就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以后羿、寒浞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曾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创造过最先进的文化,东夷民族在当时众多民族部落中是一支实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民族;(三)战国秦汉文献中,对后羿、寒浞历史形象的批评否定,实际上是在中原文化中心论、夷夏之辨观念影响下,对东夷民族不公正态度的表现。     

明清小说方言副词探源两则

语气副词＂好道＂产生于明代,它是由反问副词＂好＂与词尾＂道＂组合而成的。语气副词＂早是＂最早产生于元代,来源于时间副词＂早是＂,是语境赋义的结果。     

文武两端:关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再评价

"清流"若是八股之下士人内心扭曲的亢奋,"洋务"则为夕阳中当权者妥协的变通,做为清末"士大夫"楷范的张之洞,以"清流"入仕,兴"洋务"畅仕,然"臣民"的自身定位,使他始终无法从配角转化为主角,只能被动的择世而行;袁世凯小站练兵,拉开"北洋系"指点江山的序幕,但武人长于施威,乏于布德;遇乱世若一味持强,则如饮鸩止渴,饱则即亡。张之洞和袁世凯一文一武,于南北间刚柔相济,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困顿中求生的民族,也于彷徨间两难。     

新式学堂与平民教育：清末半日学堂述论

为了有效地解决夜间车辆检测这一难题，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夜间车辆检测算法。该算法将车辆检测的问题转变成一个有序状态转换的模型，即检测所选择区域内的车辆到达、车辆移动和车辆离开。先计算所选区域内的明亮像素点的数量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将结果输入到所提出的状态机来检测车辆，最后输出检测结果。实验结果证明，该算法简单且易于实现，对检测夜间道路车辆有很强的鲁棒性。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朝前期(1644～1839年)湖南生物灾害研究

清朝前期(1644～1839年)湖南境内发生的生物灾害主要为虫灾和疫灾。虫灾以危及稻麦的蝗灾为主,疫灾既有危及人体的瘟疫也有危害耕畜的牛瘟,对社会生产生活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